“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氢弹、原子弹、火箭等领域的突破是中国体制非常成功的案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氢弹、原子弹、火箭等领域的突破是中国体制非常成功的案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科协主席潘复生指出，重大科技瓶颈的突破必须先有科技体制的重大突破，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加快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潘复生说，近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在若干重要领域发挥创新引领作用；高性能装备、智能机器人、激光制造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要突破；“天问”探火星、“嫦娥”登月球、“神十三”和“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深空探测实现了重大跨越。我国不仅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已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潘复生认为，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诸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他人。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首位，研发投入总量也已多年处于世界第二位，但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和支撑与我国研究人员数量和研发投入比例明显不相匹配，在诸多关键工程和重点领域存在一大批“卡脖子”技术没有解决，致命的科技短板对我国一些重要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形成重要制约。
　　二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应用脱节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创新链不够完善。我国发表的论文数大幅度提升，专利申请量爆发式增长。其中，2021年我国申请人通过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引用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热点论文占全球总量的41.7%，高被引论文占27.3%。但这么多科技界的世界第一与我国瓶颈技术解决的比例同样不相匹配。
　　三是研究工作分散、低水平重复、目标导向不明确等问题依然存在，科研效率受到严重影响。一方面，政府各部门科研目标导向不一致现象经常出现，导致诸多政府科技项目只解决单一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系统问题，创新链和产业链很难做到有效融合。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安排单一科技项目经费总量近年来不断减少，项目分散现象非常严重，导致参与研究的单位和科技人员都无法集中精力攻克难题，研究队伍极不稳定，低水平重复现象依然很严重。
　　针对上述问题，潘复生认为，应发挥我国制度优势，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在重大工程和关键领域实施重大科技工程，可以有效完善创新链，可以更好地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可以显著提高我国解决关键领域和重大工程关键瓶颈技术的速度和效率。他提出，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发力：一是建立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领导机构，统一协调和推进；二是组织战略专家确定重大科技工程内容和目标。近期可以重点以芯片、软件、储能等领域布局重大科技工程，解决国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技术；三是组织体制上必须要有重大突破。建立适合于重大科技工程的新型举国科研体制才能真正实现集中全国力量协同攻关。四是重大科技工程项目要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绝对保证充足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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